摘要
强化数字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是我国在后疫情时期坚持创新赋能业态变革,助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为此,立足于我国30个省份2011—2018年面板统计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等方法,实证考察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及其分解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都能正向激励区域创新,但激励效果存有差异,其中使用深度最为显著,其次是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在异质性方面,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具有一定的创新主体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在空间特征方面,某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不仅直接激励本土创新,而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能够间接激励其他区域创新,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的贡献率十分有限;在非线性特征方面,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劳动者素质、政府支持和产业升级单一门槛的约束下,表现边际递增的态势,而在对外开放单一门槛的约束下,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在传导路径方面,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条路径间接激励区域创新,其中内部因素是主要的传导路径,研发强度在内部因素中起主要作用,而在外部因素中经济发展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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