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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康德、福柯与哈贝马斯所分别开显的主体性、反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启蒙之思,充盈了启蒙话语逻辑生成的哲学语境。康德将启蒙先驱所聚焦的科学启蒙、情感启蒙与政治启蒙交融汇集于以理性批判为旨趣的哲学建构之中,意在围绕理性运用这一轴心来实现启蒙话语的主体性奠基。福柯认同康德在启蒙与批判之间所设立的思想勾连,却基于自身的哲学立场、方法与目标置换了康德的主体性谋划,以消解启蒙话语的基础主义与普遍主义意味,宣判永恒真理、人类解放理想的破产以及人作为主体之神话的破灭。哈贝马斯的启蒙叙事既不同于康德的主体性独白,又有别于福柯的反主体性颠倒,也殊异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激进的理性批判。通过对启蒙坐标的主体间性重置,哈贝马斯旨在消除普遍主义的迷误,克服后现代主义的消极,走出悲观主义的泥淖,从而坚守作为未竟之志的启蒙的积极遗产,走出政治沮丧、道德虚无的现实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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