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彝尊的詞體創作與理論之間存在時間錯位,康熙十一年(1672)至十八年,是朱彝尊形成其個性化詞學觀的關鍵時期,在此之前,他並無自覺的詞學觀,在此之後,其詞學觀影響漸廣,但本人之創作熱情急劇消退。朱氏《解佩令·自題詞集》只能對應康熙十八年《浙西六家詞》本《江湖載酒集》,是劃分其詞學道路的重要界標。該詞對豔情題材的反復闡説,與清初詞壇豔詞話語中的焦慮、悔尤心態相呼應,也反映出朱彝尊與試“博學鴻詞”時的幽微心理。《解佩令·自題詞集》成爲後人解讀朱詞的重要依據,詞中對詞學師法、寫作特點的自陳在後世詞論中得到持續演繹,而該詞的體、調、韻、語句同樣澤被深遠,這些因素共同推動其躋身清詞名篇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