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逆反性”是内部“系统性”的失败和“三种关系”的失衡——符号的所指间互相竞争使符号无法指向某一个明确的内涵意义，同时符号与对象之间表现为高“像似性”，低“指示性”和弱“规约性”；它是“后真相”社会中话语间互相驳斥与话语权争夺的结果，其本质是西方社会矛盾的符号化表现。本文以索绪尔、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为基础论述符号的时代特殊性，同时分析“后真相”社会中大众认知的改变及其对符号意义生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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