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理学家文集中大量收入处理地方政务的公文,并形成了“公移”类文体,展现出两宋之际文化转型背景下,理学家重视地方行政与教化,同时接受了相关的公文写作。理学家将地方行政视为践行“儒者之效”,后人编纂理学家文集时也注意地方公文的拣择编选,以之塑造儒者形象,记录个体生命的痕迹。在此过程中,榜谕类文体直接面向民众,推行教化,连接起理学家“修己”与“安百姓”两端,与理学家的地方行政思想最为契合,因此在文献保存中受到了格外的重视,确立了作为文体的“公移”的大致范畴“。公移”类文体由此超越行政资料,获得了文章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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