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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公元1761年12月底(乾隆二十六年腊月初),乾隆帝在翰林院、南书房等文学侍臣及沈德潜面前分别发表了一场极为严厉的文艺训话,明确标举"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其后,乾隆帝又将这篇训话收入《御制文集》,并刊刻以示天下。乾隆帝的这番训谕可谓是当时最高层对文艺的最高指示,即诗当以"忠孝"论,诗文写作应该服从于"忠孝"原则,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温柔敦厚"诗教观,一扫以往传统士大夫所认为的"歌诗合为事而作",更不可能是"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或"信口信腕""我手写我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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