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延续了余华作品一贯的“苦难”与“温情”两大主题。余华用温婉的笔法写了乱世的温情，但主人公过于完美的形象预设以及内在冲突的缺失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情感力度。1990年以后，余华用乡土文化资源缓解了他与现实的对抗关系，转以一种悲悯情怀来弥合美与丑、爱与憎、生与死之间的界限，这体现了他用审美意识统摄文化观念的尝试以及他对国民道德重建的思考，但由于乡土文化资源内在的驳杂性的制约，他的作品在人性深度上并未比以前有很大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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