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民初新旧转换的过渡时代,逐渐占上风的画学“新”学术典范,是分析的方法,即将整体的对象“打碎”,分为各个部分进行考察,并在“科学”话语的加持下逐渐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种“正确”论学方式。然而,梁漱溟、屠孝实、宗白华等却提倡与此相反的“旧”学问的认识取向:直观,即以整体、全知全受的方法,通过受众的观览和生命力的直觉感受来阐释艺术。当时这种挑战“新”学术典范分析方法的“旧”学的认识取向,借助19世纪末西方对于科学理性的反思和机械论的批判背景下的叔本华、伯格森等生命哲学的新趋向,从“西方看中国”,重新阐释作为经籍统系的中国传统艺术,反映了过渡时代的学术大转向,也凸显民初画学界新旧并存甚至竞存的繁复、丰富程度超出了以往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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