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50年代以后,海涅·戈尔登的中国文化西来三次波动假说,列·谢·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明起源外因论和梯阶传播假说,蒲立本的汉藏、印欧语言同源说在国际学术界仍继续流行。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种、文化、文明的独立起源和连续发展,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人类学证据支持,戈氏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发生动摇。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关于中国民族文化形成发展和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主题早已不再是本土起源说和外来说之间的论争,瓦氏的理论亦成过时的学术史话题。而蒲氏的理论,从语言比较的角度,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下重新考察中国民族文化起源和文明的问题,则呈现出全新的学术旨趣。但学界对泛印欧主义思潮的批判,击中了其论点的若干"证据",从而动摇了其若干立论基础。进入21世纪,国际学界对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新考察与中外文化互动论的建立,颇为清晰地表明,历经长达数世纪的中国民族文化本土起源说和外来说之争由两相对垒、各执一端,逐渐走上了兼收并蓄、相互融通的新的学术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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