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常认为,实践具有一个内在的特征:人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简称"两个改变")。这个观点其来有自。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从康有为开始,历经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熊十力、贺麟、毛泽东、艾思奇以及张岱年等人,都对"两个改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康有为将"成己"与"成物"结合在一起讲,颇近于"两个改变"的意思。不过他对"改变"的理解没有达到感性实践的高度,且具有命定论的色彩。梁启超将"两个改变"的实践观表达得更加明确,其理论上所针对的就是康有为消极的命定论,但他又表现出某种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孙中山认识到了人力可以胜天,章太炎的"竞争生智慧"详细地展示了"两个改变"的实践观,但由于其极端的唯我论哲学立场,包含着严重的内在困境。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新儒家继续使用"成己""成物"等传统的术语表达"两个改变"的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艾思奇等人对于"两个改变"的劳动实践观及其内在机制作出了更加完整、详尽的阐释。不过,在张岱年那里,他较多地从认识论辅助的角度来讨论"两个改变"的自由之可能问题,似乎忽略了"两个改变"得以成功的政治哲学的辅助。这即意味着,历史在要求重塑"两个改变"为内涵的实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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