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0年代,新发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为学界瞩目,随即限量影印。上海出版商认定它是可大赚一笔的奇货,很快推出排印本。最先出现的是郑振铎校点上海生活书店《世界文库》本,之后是施蛰存校点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和平襟亚重刊中央书店《国学珍本文库》本。为了能够公开发行,出版商和学者合作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掩护":删节、校注、列入"文库"或"丛书"、标注"社会长篇小说"等。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出版社一方面推出平装、精装、特印等本子,精心进行装帧、排版、印刷与广告宣传;一方面将删除的"淫秽"部分另刊成袖珍本秘售。这些排印本中郑校本仅出33回,后两种实际均是施校本。它们在金学史上具有开创新局的特殊意义,尤其是施校本在商业和传播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将删汰的涉性文字另刊秘售的做法有极大危害。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