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破和珅专擅引发的官场疲玩懈怠,嘉庆帝在处置和珅后便采取了广开言路、开禁京控等举措,借以掌控帝国动态、调控官场。京控呈报和审理方式的转变,不仅将全部京控案件完全纳入皇帝视野,而且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信息。虽然京控开禁在信息控制、调控官场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功效,却很难实现皇帝借此治理吏治的期望。皇帝在派员委审与交由督抚之间的踌躇与转换,不仅是对官僚体制的估量不足,更是其所面临之两难境地的直接反映。此种举措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或消弭制度漏洞所引发的危机,而非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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