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1897年,时任上海《时务报》总撰述的梁启超先生,从武汉乘小火轮抵达长沙,就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开埠已久的上海办报,到相对蔽塞守旧的长沙办学,梁启超先生之所以从舆论宣传之“言者”,转为培养人才之“行者”,从其撰写的《湖南时务学堂公启》可见端倪:“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将这所学堂的命运与湖南、中国联系到一起,办新教育,育新人才,梁启超第一次有了实践自己教育主张的阵地。此后三十年,尽管有“维新”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