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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相较于西方的“非意识形态论”与“技术统治论”,马克思对于机器应用“异化”的观点更适于用来诠释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所产生的意识形态风险命题。基于应用场景与因果关系的不同，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意识形态风险划分为原发性风险、继发性风险和并发性风险。原发性风险是基础应用场景下的风险，发端于“算法钢印”风险因素，会在社会意识生产领域引发“逆向驯化”的风险事故，最终将导致“认知茧房”的风险损失，对此应以“技术规驯”为核心开展治理。继发性风险是恶意应用场景下的风险，以“智能仿真”风险因素为技术条件，会导致“把关失效”的风险事故，最终将发生“价值失衡”的风险损失，对此应以“全链监管”为核心加以治理。并发性风险是技术应用的附随风险，生成于危及人类地位的“主客异位”风险因素，其以“解构传统”的风险事故瓦解人类价值观，最终将导致“信仰迁移”的风险损失，对此应以“价值巩固”为核心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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