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三、陈昕之问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陈昕诊断中国出版产业"甚至陷入程度不同的困境"[1]; 2017年,改革开放40年前夕,他发出"陈昕之间":"为什么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上的偏差会反复出现"[2]。陈昕之问的现实语境是,"到了2005年出版业进行转企改制以及上市时,片面追求产值、利润而忽视质量的倾向一度又十分明显,似乎经济效益、经济规模成了主宰出版业的唯一力量"。[3]陈昕自己给出的答案是:"我认为问题出在出版价值观的层面,在于我们不重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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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