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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中国现代最为重要的公教大学，辅仁大学的中国文学教育以中西会通的古典研究为主轴。不过，出于在华公教涵容白话文的悠久传统，该校亦非常重视“现代文学”的教育，至迟在1928年6月就将其纳入教学计划，可谓得时代风气之先。秉持“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的办学宗旨，辅仁大学将“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视作“阐发文明”的重要方式，进而在挪用和改写“五四新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国学研究的方法治现代文学的独特面向。藉此“旧学商量加邃密”的严谨学风，以及公教大学特有的世界视野和德性关怀，辅仁大学的现代文学教育与创作相得益彰，形塑了一个“引起精神上升运动”的文学空间，不仅为广大师生度过日伪统治下的幽暗时光提供了精神上的庇护，也使该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教育“新知培养转深沉”的重要场域。考掘和排比有关辅仁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育实践的基础史料，不仅可以重审在华公教的在地化脉络，更可为探寻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与变化找到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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