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史研究已有百年的积淀，既取得了大量成就，也存在诸多问题，亟需对一些概念和方法进行重审。文章首先揭示“藏书楼”与“图书馆”术语在近现代被双向建构的过程，理清了前者的指涉和层次。其次，反思藏书史、图书馆史既有研究的局限所在，提出应结合“公私”“政教”等传统政治史、文化史中的核心议题以及数字人文的方法，拓展研究视域和呈现方式。最终落脚于让书籍和藏书楼研究“鲜活”起来，借此认识中国文明传承的政治、文化底色及其价值和局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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