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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职业教育与博雅教育边界明显。前者意味着物性、有用性与劳碌,后者则标志理性、无用性与闲暇。在根本归因上,职业教育指向社会底层甚或奴隶,而博雅教育属于自由民。近现代,职业教育与博雅教育的阶级属性消解,但沟壑持续存在。一方面,经由亚里士多德到撰著《大学的理想》一书的纽曼,再至美国秉持永恒主义的赫钦斯等巨擘,博雅教育思想绵延不断。加之《耶鲁报告》蕴含的耶鲁理念的传播效应,昨天的博雅教育终成当下通识教育的底色。其间,博雅教育的精英受众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与之比较,职业教育思想界的扛鼎人物,德国凯兴斯坦纳与美国普洛瑟的话语体系之影响力显然要弱得多。职业教育的大众化受众则强化了二者之间的鸿沟。而在一定意义上,凯兴斯坦纳与普洛瑟尚属亚里士多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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