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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宋夏战争新形势的推动下，宋仁宗朝的陕西路军事财政责任上移，朝廷建立“中央—地方”的财政供给体制，使之成为陕西路军事财政融入国家财政的重要阶段。主政者以扩权与分工为基本原则，构建以选近要特置的陕西路都转运使、本路转运使与言官、清要和财计等朝官组成的临遣系统，分别负责“经画”“奉行”“督办”等事务的三位一体军事财政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以度支为主、内藏为辅承担起本路供军主责并较大幅度地增加财政供给，同时将之与“要害”战区、纵向防御战略相结合优化军需供给模式。而西夏立国带来的国防压力与财困冗费造成的内政忧患之间的平衡，以及由和转攻战略与士人轻夏思想之间的纠缠，共同制约奠定了“既增又限”“省费供军”的财政路线的政策基调。仁宗朝陕西路军事财政新的变化，凸显了北宋陕西路军事财政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阶段特征与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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