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0年代的左翼女作家,在追求性别解放与民族解放的道路上高扬女性主体意识,但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也无法回避地经历着性别之痛:女性为了革命不得不遭遇堕胎、弃婴、失孩等惨痛经历。本文对杨刚和丁玲两位女作家的小说文本和非虚构作品中讲述的"母子关系"进行梳理,发现杨刚的"母子互生"和丁玲的"母子和解",既是文学想象也是伦理化的政治隐喻。并通过分析虚构文本、现实经验与伦理化的政治隐喻这三个层面的交缠映射,来探讨女性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尝试回答20世纪中后叶的政治隐喻为何会借助"母子情深"的表述而非别的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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