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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写作时间看，1922年10月成文的《鸭的喜剧》和《兔和猫》《社戏》同属鲁迅“呐喊”时期的殿后之作。在以往论者已经注意到的标题字面上与鲁迅此前翻译的爱罗先珂小说《小鸡的悲剧》相呼应，并且所述情形也多似纪实的特点之外，《鸭的喜剧》更以整体叙事方式和选材取向的精心设置，构造了一个将爱罗先珂和他幼稚然而纯洁优美的“大心”进行艺术化提升的文学虚构空间。细察这一文学空间的构造肌理，可以看出鲁迅在从关注、同情和声援爱罗先珂到真正结识并切实帮助爱罗先珂的过程中，经历了拓展思想视域、确证“梦幻”价值和强化自我认同的精神洗礼，同时，他的小说创作也从高调的深度隐喻模式转向低调的家常叙事和兼容童话元素的诗化象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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