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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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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高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