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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乾隆五十一年向诗坛盟主袁枚宣告“避君才笔去研经”,标志着孙星衍由天才诗人向考据学者的身份转变，但此前已有类似转向。乾隆五十九年两人的论争，掀起了一场道与器、学问与词章之关系的大论战。相较以袁枚为首的文学家，以孙星衍为代表的考据家同样表达出激进而突破传统的文学观念：主张考据词章可以兼顾，强调诗文根柢于学问，重视论学述学体的古文。考据之文大量入集，在文集编纂上呈现出带有乾嘉学术这一时代印记的著述化特征。乾嘉文集著述化，伴随乾嘉学术盛衰而兴替，道咸以后略显颓势，并被文集经世化所接续，这映射出清人文集编纂适时性的宏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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