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详细分析了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各构成项组成,发现近年来由于直接融资及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造成社会融资规模与M2发生偏离。为此本文构建SVAR模型,考察2003年以来社会融资规模与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将2011年作为截点,分别考察不同期间内社会融资规模与M2的有效性。研究结论为:长期内社会融资规模比M2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2011年前M2与社会融资规模均可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随着金融结构的变迁,两者的有效性均下降。社会融资规模是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期的过渡安排,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价格型和数量型双支柱的调节方式会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