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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已进入城乡中国时代，讨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问题，必须具备城乡互动视野。长期的去组织化，使得乡村无法抓住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带来的机会，反而加速乡村各生产要素流出。再组织化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推动乡村创造新供给、满足城市新需求，促使城乡发展再平衡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通过继承与对话理性选择与结构主义的集体行动理论，提出城乡中国时代村庄再组织化“是否必要”与“如何可能”两大问题。基于袁家村案例分析，本研究对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和自组织理论，做出本土化完善。本研究认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外部结构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新机遇，为村庄再组织化提供必要性；村庄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行动者交织互动，为村庄再组织化提供可能性。“中心人物-关键群体-后续参与者”相继将创造乡村新供给的设想付诸实践，促成城乡互为供求、有序互动的融合。乡土中国时代以“以土为生”的均质化小农，在城乡中国时代以高度异质化特征出现，并将形成有别于一般农民合作社均质化假定的新的集体行动结构。对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利用和升级，可以推动形成基于市场规则和乡土人情相互融合的城乡中国时代的新村庄社会结构。异质化的个体行动者与村庄社会结构的不断交织互动，能够推动村庄再组织化不断迭代升级，促成城乡中国时代的供求匹配，实现城乡发展再平衡，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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