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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责任政治对危机问责提出更高要求，但也面临着问责失效对责任政治的消极影响，这一矛盾提出了危机问责何以生效的问题。既有研究围绕危机问责机制展开，但对机制有效性存在争议，其根源在于机制分析离开了所赖以运作的政治基础，产生南橘北枳的问题。本研究在公共管理问责研究基础上，借鉴法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知识，提出问责的三种类型及其核心机制，并基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官员问责的结构化过程分析，剖析危机问责何以生效。研究发现，在中国疫情问责中，既强调发挥问责对提高组织学习能力的能动性，又强调问责在提高权力监督水平上的回应性，呈现出面向未来与面向事实相结合的适应性问责特征。适应性问责以中国党管干部制度、过程民主、理性官僚制、中华正义体系为政治支撑，反映出危机问责在追求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以权利保障和程序理性为制约，追求问责的实质正义，背后蕴含着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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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