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洪任辉事件及乾隆朝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因其作为鸦片战争前中西方冲突的标志性事件,而成为历来史家讨论的热点。既有的研究一般仅从清廷的材料出发、从清廷方面揣摩清廷颁布一口通商政策的动机和意图何在,不免倒果为因,误将制度的表象当成了制度本身。本文以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两项关税诉求为着眼点,指出清廷处理洪任辉事件的结果和随后一口通商政策的出台,实为在既有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之手段,反映的恰是18世纪以来清政权“高专制权力”和“低基层渗透”、世袭君主制和官僚制等根本制度层面的危机,一个清廷难以解决的制度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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