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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佩文韵府》的纂修为观照清代官方诗学话语建构的情形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域。它在清初兴起的知识“穷尽式集中”浪潮下展开，既是这一浪潮的产物，又是对这一浪潮的强化。其展开过程也是多重诗学话语融通的过程，其中尤以康熙皇帝与查慎行的诗学话语融通最具代表性，表明即便是在清官方全程“干涉”的官修图籍范域，个体的文化活动仍然可以具有相当程度的主体性。而纂成的《佩文韵府》作为一个官方诗学话语的载体，颇为集中地体现了个体诗学话语的官方化，其刊刻与流传过程并没有太多官方权力的强制介入，反映了一种官方诗学话语发挥影响的积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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