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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都是价值巨大的近世珍稀文献，1980年代点校出版以来引用甚多。点校所据的底本均为钞本，分藏北京与上海，都与瞿兑之有意想不到的巧妙联系。《李星沅日记》是瞿觉园、瞿兑之兄弟借阅传钞的。《张集馨年谱》是瞿兑之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盛铎藏书”中抄录的，随后数次撰文介绍，引起沈云龙极大兴趣。1947年和1951年，瞿兑之先后向顾廷龙求售《张集馨年谱》和《李星沅日记》的钞本，均因价昂未果；1953年，钞本《李星沅日记》入藏上海合众图书馆；1955年，钞本《张集馨年谱》入藏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瞿兑之特意传钞这两种“日记体”文献，既反映他在近代史中尤重道光朝的学术旨趣，也体现他的掌故学更注重官场和社会内幕等鲜活的制度、习惯与文化。两种钞本在1949年前后的流转，既表明迟至民国时期传钞仍是古籍保护传承的重要手段，也折射出剧变时代读书人和珍稀文献的曲折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