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李剑鸣详细探讨了19世纪末以来欧美史学的引入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当代中国史学家的“话语权焦虑”。（1） 这也促使我们去关注当代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学家们是如何撰写历史，特别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考察他们是否也和我们的历史学家们一样面临话语权焦虑问题。不过，恰如当代著名印度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尔在一篇纪念《经济和政治周刊》创办人萨钦·乔杜里（Sachin Chaudhuri）的文章中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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