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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庄子》寓言人名取材广泛,富有深意,古今注《庄》者皆以自身理解给予其独特诠释。郭象以寄言出意方式,稍显矛盾与无奈;成玄英以儒家考证之法具证人物之来源。及至北宋时期,王雱及吕惠卿基于郭、成二人之诠释,采用具析人名字义方式,寄字义,建深意,将其观点建立在诠释字义基础上;但二人由此建立的思想结构不同,前者有意区分有为、无为概念,因此善以有序形式解构《庄子》人名的层次性,后者则平等对待人名系统,秉持一以贯之的观点,主张行迹不同,道通为一。此种差异,既见二人在《庄子注》中思想诠释方法之异,亦是二者思想建构在方法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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