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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数字媒介时代的新型文化景观，数字参与文化凭借知识共建、经验共享与记忆共铸，融入社会权力机制并赋予意义生成群体“自决”属性，进而成为社会观念的构序者。在重绎生产、传播、身份与行动逻辑中，数字参与文化一方面实现了激发集体智慧、延展感官体验、革新交往范式、赋能民主实践等正效应，但另一方面又带来诱发意识形态风险的负效应，“围猎式”文本创作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权威，交互式场景传输阻滞意识形态信息流通，趣缘性圈层交往分化意识形态价值认同，无序化集体行动弱化意识形态实践引领。对此，须以理性审思祛魅“参与”，在主体层面加强媒介素养培育，在介质层面促进模因复制流通，在方式层面推进主流价值共创，在制度层面建立健全法治规范，共同化解数字参与文化的意识形态风险，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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