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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嵌入识别技术的公共监控兼有行政调查的柔性与刑事搜查的强制性。不同识别技术对权利的干预程度不等，缺乏对技术的有效区分不仅抹杀了技术红利，还有可能导致为警察执法设定的实体与程序要求，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隐私论存在不周延之处，隐私权并不能有效防备监控权的侵害风险。一个更妥当的解决方案是，维续前数字时代识别信息的模糊性，保障个体在公共场所的匿名期望。这是一种个体身份不被行政机关持续、隐匿、不加区分识别与追踪的自由，而非不被观察的自由。由此，应一分为二地讨论公共监控问题，图像采集的权力可以是宽泛的，身份识别应是个别的、回应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