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叙事与20世纪的大屠杀历史事件尽管分布在线性时间的两端，但是共同的暴力批判模式为两者提供了可通约的互文性基础。生命政治批判将大屠杀暴力分析为一种不受惩罚的杀戮权力，一种来自法的例外的生命权力，而大屠杀暴力合法性的基础是生物技术基础上的知识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屠杀题材电影与科幻作品基于身份政治逻辑解构暴力的合“法”性，构成文学对例外状态下暴力合“法”性的抵抗与消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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