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写作,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人们’有一种透过写作行为改变自己存有方式的企图。”当我将朱羽作为批评家从我的交游中孤立出来,作为一个对象考察时,福柯的这一箴言,既给我提供了一条理解的线索,也向我预示了一种言说的窘境:谈论朱羽是困难的。谈论朱羽是困难的,因为当朱羽把生活中的“自己”变成著述中的“另外一个人”,我难以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观测位置。对生活中的朱羽,我无法把他分离为一个客观的对象;对著述中的朱羽,我只能把他仰视为一个崇高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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