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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杨时与程颐关于《西铭》的讨论在经过“体”与“用”、“理一”与“分殊”两层概念诠释上的演进之后，最终指向了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这一问题。儒学东传之后，此问题得到了东亚儒者的关注与回应。韩国儒者李退溪把《西铭》视为“求仁”之学，并提出“求仁”的实践必须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等关系中展开，并由此形成了“亲切求仁”的主张。日本儒者山崎闇斋受容了李退溪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求仁”过程中发挥道德主体自觉的重要性，提出“仁之意思滋味”只能在“亲切处”得以体认的看法。在李退溪和山崎闇斋的这种回应下，东亚儒学之主体性亦随之凝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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