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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孝经》述圣王“以孝治天下”,揭示了“孝”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帝王身份重视、研究《孝经》是应有之义。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连续三朝帝王分别颁行《御定孝经注》《御定孝经衍义》《御纂孝经集注》,掀起了历史上第三次御制《孝经》的潮流。通过爬梳典籍，笔者发现，在编撰取材上，《御定孝经注》是以明人吕维祺《孝经大全》为主源，《御纂孝经集注》则直接承用明代陈选《孝经集注》,二书在内容上体现出帝王教化视角影响下的御制《孝经》的特点，如经文以今文为定本，兼采博收多家注解，文辞追求浅近平实。《御定孝经衍义》一书为衍义体著作，不仅是“帝王之学”,也有着很强的经世性与教化意义。在思想方面，三部御制《孝经》崇尚理学，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清前期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在经文阐释中体现了以朱子《孝经刊误》为代表的理学思想的影响，显示出“以孝而和”的帝王教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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