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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可能具有反竞争效应，然而在芝加哥学派“假阳性错误”成本大于“假阴性错误”成本的理论观点以及反垄断监管困境的双重影响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长期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芝加哥学派的错误成本理论在应用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时存在局限性。频繁实施的初创企业并购非但不会导致超大型平台走向自毁，反将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抬高市场进入壁垒。即便市场经历漫长期间之后最终完成了自我纠正，规制不足所造成的“假阴性错误”成本也会十分高昂，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行业创新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均会受到长期不利影响。因此，在秉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加大监管力度，应当成为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取向。基于这一取向，未来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思路需要进行以下调整：以初创企业市值、用户规模、流量规模等补正并购的既有申报标准；确立契合平台经济特点的竞争损害分析框架；针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不同效应建立宽严相济的法律制度；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加广泛的证据收集权，强化参与并购经营者的证明责任，并通过结合这二者的方式来化解反垄断执法机构获取监管信息上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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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