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被留沪作家柯灵视作"危城"的上海,日军占领、西方租界与敌伪特务构成了多方政治威压,家庭生活与抗战理想间的矛盾,常令柯灵陷入道德自省。面对经济封锁和恐怖主义,柯灵以作家兼报人的角色,编辑与后方相关的文学稿件,寻求"孤岛"和沦陷上海以外的抵抗声援,建立抗战中国跨区域的文学网络,确认自己的爱国身份与道德纯洁感。纵观八年危城生涯,柯灵实践了普里莫·莱维意义上的"平凡美德",并借此获得求生与良知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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