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受困于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奈保尔将作品中的有色人种和女性人物塑造为种族他者、阶级他者或性别他者,以模式化、机械化的二元对立价值体系作为刻画失语他者的刻板标准。尽管毕司沃斯先生终其一生的建房之旅依旧充满浓重的悲剧色彩,吉米的激进反抗总使他受困于野蛮与非理性的泥沼,而图尔西夫人与海瑞拉夫人也并不足以掩盖奈保尔一贯的厌女意识,但作家依然肯定了他们的能动性与创造力,并赋予他们主动言说的权力,使他们短暂地脱离被主体肆意操控的被动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具备自我意志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