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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民组织化是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但这一议题长期在理论层面的“可能与不可能”和现实层面的“可行与不可行”存在着诸多学术论争。如果以新“钻石结构”组织模型为分析框架，结合中国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和组织运行的基本逻辑来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在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农民组织化已经具备理论上的可能：建设乡村共治格局的诉求和留存的组织文化为农民组织化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流动性形塑了农民以组织化来应对各类不确定性的组织目标，村庄多元行动主体要在组织中获取身份资格并寻求他人承认，技术与信任的耦合效应整合并提供了组织化生存所需的公共资源。但要想把农民组织化从理论延伸到现实层面，还需要基层组织适时转换引领者和协同者的角色，再嵌入农民的关系、利益与实现目标，推动多元行动主体情境性地去建构组织文化与结构，同时加强技术引进与本土化改造村庄外部资源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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