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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元代以来蒙古族高僧对梵、藏文佛经的不断蒙译、16-18世纪蒙古地区形成的寺院教育网络和清朝极力扶植藏传佛教以及对各民族推行“同文治之”的文化政策等对清代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完整地被翻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刊行提供了政治文化条件。康熙、乾隆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不仅提倡以蒙古文翻译、刊刻《甘珠尔》《丹珠尔》的佛教文化工程，还直接参与了它的定价以及颁行环节。而内蒙古东部蒙旗之所以更多地迎请或直到20世纪上半期还能够大量收藏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其很重要的原因是与一世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及其众弟子在东部蒙古各部用蒙古语传播藏传佛教教义教规或以蒙古语诵经的历史传统有直接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藏文《大藏经》完整地被翻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刊行，不仅促进了蒙、藏、汉、满等多民族之间佛教文化的深度交流，而且对藏传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发展历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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