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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50至60年代话剧为实现民族化积极学习戏曲手法的同时，戏曲也向话剧靠拢吸纳有益的表现手法以实现现代化，两者呈现出一种互渗的现象。这一现象在移植改编话剧剧目的过程中更为具体化。郭沫若历史剧被戏曲移植改编形成一股“学习”的热潮，其中折射出了戏曲对于话剧写实手法、生活化表演、对白的借鉴学习，由于此时《虎符》《武则天》《蔡文姬》等话剧在学习戏曲的神韵上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反过来戏曲学习话剧也是对戏曲自身的一种“再认识”、“再学习”。这种互渗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肇启，即话剧戏曲融合贯通携手共进。
